55年前，他借给抗日政府120万大洋。直到最近扒旧房，借据面世，人们才发现这位已经84岁的老人的秘密，了解了他起伏跌宕的一生
55年前，他借给抗日政府120万大洋。直到最近扒旧房，借据面世，人们才发现这位已经84岁的老人的秘密，了解了他起伏跌宕的一生55年前，他借给抗日政府120万大洋。直到最近扒旧房，借据面世，人们才发现这位已经84岁的老人的秘密，了解了他起伏跌宕的一生——
1999年8月，豫西丘陵深处的偃师市大口乡经周村爆出一件稀罕事儿：84岁的张振和（又名张绍贤）家扒旧房时扒出了两张55年前的借据。笔者看到，借据上面写着：“今借到浮山区七保张振和大洋壹佰壹拾万元”和“拾万元”字样，落款为盖着大印的“洛阳县抗日县政府”。120万元大洋！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在此之前，当地人只知道他是一位老革命，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义举！人们不远百里赶到张家，争睹借据，经不住再三询问，张绍贤老人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堪称传奇、感人肺腑的故事。
“俺连人都是党的，还在乎钱财？”他毫不犹豫地借出120万元大洋，这在当时可买80多条捷克枪
三四十年代的张家相当殷实。他家在当时商贾云集、市象繁华的偃师县大口镇开着一家粮店、一爿布庄，由于是抗战时期，粮食、布匹属战略物资，非常紧俏，所以张家的生意十分兴隆。洛阳一带地处山区，革命的烽火燃遍了山山岭岭，受共产党积极抗日思想的鼓舞，一批热血男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经人介绍，年仅23岁的富家子弟张振和成了党的一员，从事地下工作。从此，他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传递情报，筹集款项，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4年5月，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洛阳人民的和平梦想，洛阳沦陷。第二年，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皮定钧旅长率部挺进豫西。“皮旅”转战豫西山区，并在敌后建立抗日组织，洛阳县抗日县政府就驻扎在大口乡肖村南寨。但是，由于政府深处敌后，缺少抗日经费，军民缺衣少药，缺枪少弹，政府的工作遇到了困难。1945年3月到6月间，县长田生（据老人回忆，此人1966年去世，解放后曾任焦作市市长）、县政府秘书胡子清（据老人讲解放后可能出任新疆建设兵团某师副师长）找到张振和，问他能不能筹些款。
此时，张振和已经公开了党员身份，并出任浮山区农委委员兼第一联防指挥部参谋长。明白了领导的来意，张振和毫不犹豫地说：“中。俺家就有钱！日本鬼子不撵走，俺要钱弄啥？为抗日，大不了俺生意不做，卖家典产！”田生笑着劝他：“借一部分就行，你一大家人口还要过日子（当时张振和已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1岁多的儿子），党的政策也不要求这样嘛！”张振和憨厚地说：“俺人都是党的，还在乎钱财？借！”此后，他说服家人，分6次将家中几代人多年积蓄下来的1000多块大洋，7100多万元关金票、储备票借给了抗日县政府，当时连借条也没要。
1945年8月，在中国人民的奋力抗击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抗日军民的欢庆锣鼓余音未绝，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已经开始抢夺胜利果实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大批军队快速开进洛阳地区，气焰十分嚣张。在敌强我弱的危急情势下，我军决定战略转移，党的洛阳县政府也决定随军迁移。这时，县政府根据当时的换算比率，全部折合成大洋，给张振和打了两张110万和10万大洋的借条，送到张家。据老人回忆，按当时的市场价，1000块大洋可买小麦250斤，要是买枪，14000块可买捷克枪1枝，共可买80余枝枪。
此时已更名为张绍贤的张振和奉命也要随军南下。队伍尚未开拔，当地的国民党敌顽势力已放出风来，要把共产党员和家属、帮助过共产党的人来个斩草除根。经党组织特批，张绍贤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获准随队行动。临出发前，张绍贤用家中仅剩的钱买来捷克枪、汉阳造各1枝，土造手枪两枝，子弹1000发，交给了党组织。他另买了一头大驴，驮妻儿行动。
此后约半个月，因战事频繁，妻儿跟不上队伍行军速度，张绍贤含泪目送他们母子、母女三人走向了回家的路。
张绍贤的妻子返回老家后，见到了娘家弟弟。目不识丁的她，把丈夫分别前匆匆给她的借据拿给弟弟看，问这是啥？弟弟一看吓坏了：“这是借钱条，这年头敢放这？快烧了！”张妻没有烧，悄悄塞在自家老屋的砖缝里……
子弹贯穿了一侧脖子，他仍和敌人肉搏。此后，他奉命接管煤炭公司，下属里竟有袁世凯的卫士，吴佩孚的秘书。在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时，他成了吴玉章的学生
张绍贤没有料到，他和妻儿一别就是3年多。其间，他经历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可谓死里逃生。
1948年夏季的一天，张绍贤和他的3名战友与国民党新五军五六名散兵在河南省淮阳县的麦田里遭遇上了。他吩咐3名战友散开，以迷惑敌人。伏在麦地里，他开枪撂倒了一个敌人，但敌人很快发现了他，在他转身向一侧运动换位置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脖子的一侧，贯穿而过，鲜血立即洒满全身，但当时他并未感到疼痛，和扑上来的一个敌人展开了肉搏。混战中，他开枪击中了敌人的肚子，随后自己也昏迷倒地。万幸的是，敌人的子弹并未击中要害。当他和战友会合时，他们不禁拥抱在一起，战友原以为他必死无疑，都说他大难不死，是个“福将”。可张绍贤从此埋下了头痛的病根儿。
1948年11月，组织上在河南巩县举办干部学习班，准备向武汉派驻干部，张绍贤是学员之一。巩县离他的老家不远，到此时他才和家人联系上。得知妻儿安然无恙，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学习班快结束时，妻子领着女儿、儿子来看他了。一家人百感交集，笑了哭，哭了笑。妻子告诉他，借据藏在了老屋的墙缝里。张绍贤没把借据放在心上，只安排她好好带孩子，注意安全，然后说：“你们快回去吧，我马上就要出发去武汉。”一家人又匆匆而别。
张绍贤赴武汉未几，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后的长沙，需要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张绍贤又奉命赴湘接管了长沙市煤炭公司，任军代表。使他感到惊奇的是，经别人介绍他了解到，公司里竟有两位旧时期的“显赫人物”：一位是曾给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当过卫士的罗文彬，另一位是曾经任过大军阀吴佩孚秘书的贾书贞。由于煤炭是战略物资，当时属专控商品，党对煤炭的生产、销售管理十分严格，而罗文斌、贾书贞又都在公司里任要职，尤其是贾书贞，湖南的4个煤矿中，他任其中一个矿的负责人。张绍贤找他们谈心，推心置腹地说：“你们都曾任旧职，这不要紧。现在是为党、为人民工作，我们就成了同志，希望你们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两人都被这位土里土气，作风扎实的共产党干部感动了。如果他们知道张绍贤原是一个富家子弟，并有着借洋百万抗日的义举，不知会生出怎样的感慨！
1950年10月，组织上选派他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对外贸易工作者专修班学习。采访时，张绍贤老人取出那张保存完好的，约8开大小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证书让我们看。毕业证号：教专510277，“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印”字样的方章和校长吴玉章、班主任甄清涛的签章清晰可辨。
1951年6月，经考试合格的张绍贤毕业回到长沙，不久便出任了长沙市煤建公司副经理。
1952年，他奉命调至国家林业部物价处工作，妻子儿女也随他到了北京。当时干部不够用，在这里，他一个人干着几个人的活儿，负责北京、天津、山西、河北、辽宁等地区的木材调度、木材价格等工作。其间，部里准备提拔使用一批干部，在考察革命贡献时，张绍贤只字没有透露借款一事。
奔赴青海支边。长期的高原反应和复发的枪伤使他头痛难忍。病退回乡务农，贫寒的生活也未使他产生取出借据的念头
1956年，已经41岁，有了4个女儿1个儿子的张绍贤为支援边疆，和其他3位同志来到青海，组建青海省木材公司，家人也随他来到这个神奇的地方。
青藏高原人称世界屋脊，很多人对它稀薄的空气不适应，张绍贤的高原反应也较明显，但献身祖国边疆建设的信念没有使他低头。青海是个少林的地区，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央从东北、湖南等地调拨大量木材至青，张绍贤他们的任务是，保证木材的足量供应，防止木材的投机倒把活动。初创时期，任务艰巨，干部奇缺，整个公司的管理人员只有20多人，很多人都是身兼数职，张绍贤一个人就担任了秘书科长、业务科长、物价科长三个职务，靠着苦干，高原建设急需的木材源源不断地被运往青海各地。
高原反应、枪伤复发、紧张的工作使张绍贤出现了经常性头痛。有一天，他在现场指挥木材调度，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眼里不自觉地流出泪来，他一屁股坐在木材堆上，用手捶打后脑勺，以减轻疼痛。调度员问他怎么了？他挥挥手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从此，止疼片成了他和头痛战斗的武器。然而，时间一长，身体有了耐药性，这“武器”越来越不好使了，他的胃也吃药吃出了毛病。
1962年初，组织上任命他为玛可河林场场长。在准备赴任的时候，张绍贤的头疼病剧烈发作了，了解到情况后，组织要他在西宁疗病待命。同年7月20日，青海省民政厅、农林厅特批他病退返回原籍，并发给他2608．65元退养费。
张绍贤从此又回到了故乡田园。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家乡的生活水准还不如边疆的青海，已长大的5个儿女，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饭量特别大，但生产队分的口粮根本不济事，他唯一的儿子宝领常常饿得发怔。张绍贤对儿女们说：“饿是因为啥？粮食生产量少！产量少因为啥？人干的不欢！都说自然灾害厉害，我说人的力量最大，人定胜天嘛！你们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他还和大队干部商量，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但由于很多人出外逃荒，效果可想而知。
经周村的乡亲们当时的口粮是红薯干加野菜、树皮。张绍贤从自己的退养费中拿出一部分，买来一些红薯干，除了自己吃，还周济了几户最困难的。为度过灾荒，他和妻儿每天只吃个半饱。他安慰儿女：“饥荒是暂时的，不用怕，饿了就睡，一睡解百饿。”这时，妻子提醒他，墙缝里的借条还在，能不能拿出来跟政府说一下？张绍贤叹了一口气，歉疚地说：“眼下国家正困难，提这干啥？谁叫我是党员哩！宝领妈，你和孩子跟着我受苦啦！”说着这条硬汉子呜呜大哭。
此后，一场全国性的生产自救运动开展起来，国家经济形势随之有所好转。张绍贤想，我不能老在家蹲着哇，得找点事儿干。于是，他操起了“本行”；于是，经周村的乡亲们每天都能看到他扛着镢头早出晚归的身影；于是，村边大桥沟一带柳树、大叶杨、槐树郁郁葱葱地长起来。几年间，他栽下了7万多棵树！
1968年，是25岁的儿子宝领结婚的大喜之年，按当地的婚俗，婆家要置备丰盛的酒席，张绍贤挡住了：“眼下提倡移风易俗，咱要带这个头。再说，唉，咱没这个钱哪！”妻子又一次提起借条的事儿。他说：“八百年前的老秧子事儿了，提啥提？当年为了打日本，那是理所应当的事儿，我不是连命也破上了吗？再说，为这一点小事儿惊动领导，你说应该不应该？”妻子知道他那脾性，不再说啥。就这样，他们唯一的儿子宝领结婚时，悄悄把新娘李爱莲领到家里。很久以后，乡亲们才知道宝领已经成家。4个女儿结婚时，张绍贤照例简单打发了事。
近10年来，张绍贤老人还向灾区、贫困地区、学校捐款2500多元。
淡泊名利，挖草药、练书法，当校外辅导员，他一如既往。可人们却展开了一场争论，“为抗日借钱，理所应当，否则，何以成英雄？”“自古借债还钱，既是借，当有还，天经地义。”
和许多戏曲里大团圆结局一样，坎坷一生的张绍贤老人现在过着安适的生活。除了和他相依为命的老伴1997年冬天过世，使他遗憾外，他对目前生活感到十分惬意。村里人说，老人肯定能活100岁，因为他开朗、豁达，不计名利。
无论春夏秋冬，老人坚持每天五点半起床，洗脸、刷牙后，自己打一碗鸡蛋茶，然后到村外的田野或距村五六里的簸箕庙山岭上挖些中药材，为家里的一头猪、两只小兔带把草。回来后，他把地丁、远志、瓜篓、透骨草等分门别类整理好，每个月去大口镇上的药材店卖一次，大多能得个十块八块钱的。老人说，不在于卖钱多少，在于陶冶性情。十点左右，他从野外归来，坐在儿孙们专门为他设置的书房兼寝室里，认真地读书，做笔记。他最喜欢读的是毛主席著作和古典文学。中午，他喜欢吃清淡一些的饭菜，如野菜。午饭后，他一般要休息两三个小时，然后起床和村里的老年人下象棋，看《洛阳日报》、《洛阳晚报》，写毛笔字。晚上，再看会儿书，九点左右刷牙、睡觉。
老人结实的身躯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着中式对襟衬衫，大裆裤子，一双布鞋沾满了泥土。他满脸花白的胡须，双目有神。老人的儿子张宝领说，目前老人眼不花，门牙只掉了一颗，只是耳朵有点背。采访时，老人一边搭话，一边裁一摞草纸（俗称火纸），问他干啥？他说装钉笔记本。笔者随之参观了他住的房间：一床、一桌、一椅，都是老式的，唯一有点现代感的是一只革制沙发。占据正面墙壁的是他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笔架、铁砚、3只窄铁板做的镇纸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桌上。翻翻他用草纸自做的“古代文选摘要”的笔记本，一股沧桑、古朴扑面而来。
从村民口中知道，老人直到现在还担任着村小学校外辅导员，只要他出现在学校里，孩子们便围住他：“爷爷，讲打仗的故事！”
张绍贤的孙子、孙女、孙媳都十分敬重这位老人。
张绍贤借款120万大洋抗日，苦守秘密50多年的消息传出后，张家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许多人赞不绝口，还有许多人用“现代”的眼光看问题。
但是张家，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